这话说得很轻，北里却听得很重。这位六十七岁的老人，一辈子相信「预防胜於治疗」，也相信规则，此刻他把双手放在桌上，没有反驳。
「那麽，」法律家理事说，「条约草案，请外务省内田外相起草，专利保障、配额、价格、免税、东京交货、使用不干涉，这六条为主体。我另外建议加三条。」
「请说。」
「其一，品质与批号：每安瓿保留暗红封蜡与批号，由购入国保存空瓶，若有疑问，双方可凭批号追查。其二，禁止转授与逆向工程：购入国不得将药品交给第三方作化学分析，用以仿制。其三，争议条款：条约有争议时，先走外交管道，不得单方面停止支付，也不得单方面停止供货。」
「还有一条，」长与说，「这不是条约，是惯例。每年续约的时候，由两国政府重新议定配额与价格。」
「那就是每年都要谈一次，」银行家理事说。
「是，」裕仁说，「每年一次。」
他没有再说下去。
散会前，他请北里在每份出货单上，附一张薄纸，印上规则第一条的原文，用日文与英文对照。不是条件，不是义务，只是一张纸。
「不强制，」他说，「放在药盒里，让他们自己决定要不要读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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