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尔维德低下头，唇擦过她颧骨，动作轻得像羽毛掠过，却带着无法抗拒的封印。他的语气忽然温和，像安抚一只初飞未稳的小雕：“你可以找那位黑天鹅案的律师。她最懂异种婚姻的裁定。”
楚知节那天还是走了。
风衣口袋里塞着那根羽毛，尖锐的羽轴硌得她手心发烫。她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在心里起草第一封反诉申请。
她提了诉。
然后，又提了一次。
再一次。
第二次败诉的夜里，她被阿尔维德堵在法院档案室，厚重的案卷摔在地上，冷硬的金属文件柜反射出她被按在上面弓起的腰。她咬着牙，却还是在高潮里扯下一根羽毛。
第四次判决，她喝了半瓶酒，踉踉跄跄出现在他蹦极馆的悬崖边。他没说话，只是把她抱回去，压在蹦极安全绳的收束台上，她一边骂“我要告死你”，一边哭着高潮。第二天早晨，她手里多了一根灰白的长羽。
第七次，她在法院洗手间亲手扯开他衬衫扣子，狠狠咬住他锁骨，羽毛在她指缝里折断，她笑得狠毒，眼角还挂着泪：“这根我要挂在工位上，天天看着你晦气。”
第十一根羽毛，是在她的记者办公室里拔的。她原本应该赶稿，结果半夜只留下键盘乱敲的痕迹，阿尔维德从后面干到她额头抵在屏幕上，眼泪在屏幕蓝光里晃。高潮那一瞬，她爬起来咬他肩头，手指揪出一根羽毛，啪一声丢在桌上，像是丢下一纸控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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